广东省内农商行数量超过80家，数量居全国之首。但数量不等于质量。当广东以GDP总量超过14万亿元连续36年位居全国榜首时，总部坐落在核心城市的广州农商行，交出的却是一份远低于预期的成绩单。
一、营收净利双降，不良率居高不下
2025年年报数据勾勒出这家万亿级农商行的窘迫轮廓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77.32亿元，同比下降7.05%；归母净利润28.65亿元，同比下降7.72%。这是该行连续第二年营收净利润双降。
盈利指标全面走弱。平均总资产回报率0.35%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.23%，两项核心盈利能力指标均处于低位。
资产质量同样不容乐观。截至2025年末，不良贷款余额达156.88亿元，不良率攀升至1.82%。拨备覆盖率降至134.76%，已逼近监管红线。从贷款结构看，公司贷款（不含票据贴现）不良率1.76%，个人贷款不良率高达3.24%，两类贷款不良率较上年末均有所上升。
房地产贷款成为最大的风险敞口。2025年末，该行房地产行业公司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4.91%，不良率飙升至5.75%。从关联方贷款数据看，截至2025年末，该行对珠江投资、珠江实业、珠江城市服务等关联方发放贷款余额合计67.07亿元，其中计入不良的关联方贷款余额超30亿元。
二、为什么是广州农商行？
广东是全国经济第一大省，广州是省会城市。这里不缺企业、不缺客户、不缺存款。广州农商行所在的经营环境，得天独厚。但“丰饶”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一家银行的竞争力。
息差收窄的行业共性问题在它身上被放大了。 2025年，该行净利差和净息差分别为1.18%和1.31%，同比下降0.10和0.08个百分点。行业利率下行周期中，息差收窄是普遍现象，但1.31%的净息差在全国农商行中属于较低水平。
个人贷款不良率高企，反映风控能力和客群结构存在短板。 在普惠金融政策要求银行加大服务下沉力度的背景下，农商行客群整体抗风险能力偏弱，但同业中不乏将个贷不良率控制在2%以内的机构。3.24%的个贷不良率意味着风险定价与风控能力之间存在错配。
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过高且不良快速攀升。 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近15%，5.75%的不良率意味着仅这一个行业就贡献了该行近一半的不良贷款。关联方贷款中落入不良的部分，进一步引发对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管理的关注。
三、农商行分化：头部与底部的差距在拉大
2025年，全国农商行（含农合行、农信社）总资产规模稳步增长，但业绩分化明显。以重庆农商行为代表的头部机构通过数字化转型和精细化风控，净息差保持在1.5%以上，不良率控制在1.2%以内。而广州农商行在多项核心指标上均低于行业头部水平。
这背后的差距，并非经营环境差异所致——珠三角的金融资源丰富程度远优于西部地区——而是战略定力、风险偏好和治理能力的差距。
当一家位于经济大省核心城市的农商行，盈利能力、资产质量和资本回报率都低于同业中位数时，“丰饶之地的歉收”就不再是外部环境的解释能覆盖的了。
粤北一家农商行年报扉页引用诗人艾略特的诗句：“我们不可停止探索，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，将是我们启程之地，且是初次认识此地。”对于广州农商行来说，探索的终点或许是重新认识自己身处的这块丰饶之地——以及它在其中真正的位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