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来我院参观的很多，都说好！但是实施起来都很难！”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院长王宏志的一句话，道出了医院“以患者为中心”重构专科的真实处境。这家医院从2023年起大刀阔斧开展“去科室化”改革，建立了11个实体化多学科专病中心。但更多医院卡在了“知道该改、不知道怎么改、更不敢真改”的尴尬位置。
为什么“以患者为中心”喊了这么多年，专科设置还是改不动？拆开来看，至少有四重阻力。
第一重：专科越分越细，患者越看越懵
医学发展的逻辑是“分”——内科分出心内、呼吸、消化，心内又分出冠脉、电生理、心衰，越分越细、越分越小。这本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，却在服务端制造了一个悖论：医生越来越专，患者越来越懵。
当前医疗服务体系正面临供需两端的双重挤压。在患者端，临床学科持续分化、诊疗技术飞速发展导致医院专科设置日趋细化，科室名称繁杂且功能交叉，患者常面临“选择困难”。在服务端，精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手段的丰富延长了诊疗链条，患者需在多科室间辗转，难以获取全周期连续性服务。结果是：患者“找不对门”“诊疗碎片化”的就医困境日益突出。
一个典型案例：急性胰腺炎患者过去分散在肝胆外科、胃肠外科、消化内科等科室，具体收治到哪个科室没有统一标准，完全根据接诊医生的习惯而定。不是医生不专业，是体系本身就没给患者留出“走对门”的路径。
第二重：“以疾病为中心”vs“以患者为中心”，理念冲突只是表象
“以疾病为中心”和“以患者为中心”，表面看是理念之争，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。
“以疾病为中心”模式下，医院以专科为主导，围绕特定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。这套逻辑下，科室是基本单元，医生的专业归属是科室，患者的路径由科室决定。它高效、精细，但天然地以“病”为出发点，而非以“人”为出发点。
“以患者为中心”则要求从满足患者需求出发，全流程优化就医环节。专病中心的本质，正是以患者需求倒逼医疗模式革新。但这个转变意味着把整套运行逻辑翻过来重写——从“病人追着医生跑”变成“医生围着病人转”。这不是改个名字的事，是整个系统的转向。
第三重：科室利益与学科惯性，是最硬的墙
理念可以一夜之间转变，利益格局不行。
“由于理念和利益机制等阻碍，目前大多数医院的专病中心建设多为虚拟形式，较少在人员、物理空间上实现实体化整合。”这句话点出了关键：大多数医院搞的是“挂牌专病中心”——名义上成立了，实际上各科室各忙各的，MDT协作松散、权责模糊。
阻力来自两个方向：
科室利益：专科是医院的“基本核算单元”，科室主任掌握着床位、人员、绩效分配的权力。一旦实体化专病中心成立，外科、内科、放疗等多学科资源被整合到一个中心，谁来管？绩效怎么分？床位归谁？这些不是技术问题，是权力和钱的问题。
学科惯性：医生经过多年训练，已经形成了“我是某某科医生”的身份认同。让一个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在同一个专病中心里平起平坐、共同决策，需要打破的不只是科室的墙，还有几十年形成的专业壁垒和职业惯性。
第四重：实体化整合，是一个“大破大立”的系统工程
即使医院下定决心要改，实操层面的难度依然惊人。
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从2017年开始探索，经历了“医院有组织MDT”“肿瘤MDT协作试点”“多学科肿瘤专病中心初探”“紧密型专病中心建设”四个阶段，才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病种、全周期的专病中心体系。整个过程涉及办院理念、管理模式、业务运行、绩效分配、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模式的重构。
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25年牵头制定的《综合医院实体化专病中心建设路径专家共识》指出，实体化专病中心需要解决人员归属矛盾、重构诊疗流程、创新绩效机制等关键问题。共识提出了“学科管人才科研、中心管临床运营”的权责分工模式，要求专病中心直接主导人员绩效二级分配。但共识归共识，落到每家医院的实操层面，依然处处是坑。
改革的方向已经清晰，但路还很长
尽管阻力重重，改革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。
国家卫健委2024年发布《国家临床专科能力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以患者为中心，优化临床专科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，为患者提供一站式、全流程诊疗服务。多地医院已经在探索实体化专病中心——德阳市人民医院按人体部位成立神经疾病中心、胸部疾病中心、消化疾病中心等“大科室”；株洲市中心医院挂牌肺癌与肺结节专病中心，固定专家团队，明确职责分工。
但“探索”和“普及”之间，隔着理念、利益、机制、文化四重关。正如王宏志所说，这是一个“大破大立”的过程。那些真正迈出这一步的医院，正在用实践回答一个问题：当“以患者为中心”不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次系统性的自我革命时，医院到底有没有勇气把自己推倒重来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