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半月前，我拖着行李箱走进深圳龙华的一家电子厂。两个半月后，我提着同样的行李箱走出来，口袋里多了八千块钱，脑子里多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体验。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，足够把一个对工厂生活充满幻想的人，打回原形。
面试比想象中简单，体检比想象中敷衍
进厂的第一关是面试。说是面试，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坐在桌子后面，问几个基本问题：多大年纪、什么学历、能不能接受两班倒、有没有案底。没有简历，没有自我介绍，没有“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”。前后不到十分钟，通过。
然后是体检。交50块钱，量身高、测视力、抽一管血、拍一张胸片。整个流程走下来不到二十分钟。有工友悄悄告诉我，这个体检“只要能站着走进来，基本都能过”。
当天就分到了宿舍。八人间，铁架床，每人一个储物柜。公共卫生间和淋浴间在走廊尽头。室友来自五湖四海，操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。有人已经在这家厂干了三年，有人和我一样刚来。宿舍墙上贴着“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”，但角落里依然藏着几个被藏起来的电饭锅和热水壶。
流水线不会等人，上厕所要报备
第二天早上七点半，我被带到了车间。刷卡进门，换上静电衣、静电帽、静电鞋，从头到脚包裹起来。第一次站在流水线前面，我看到传送带缓缓转动，工位上的工友们低着头，手速飞快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抬头看我。
我被分到了一个工位，负责给电路板安装一个很小的零件。老员工教了我十分钟，“就这样，学会了？”然后他就走了。
前三天是最难熬的。传送带不会等人，手慢了就会积压，后面的工友会喊“快一点”。手跟不上节奏的时候，脑子是空白的，连擦汗的功夫都没有。一上午下来，手指头疼得像被针扎过。
车间里规矩很多。不能带手机进车间——所有人都把手机锁在外面的柜子里。不能随便离开工位，上厕所要报备。吃饭时间固定，中午半小时、晚上半小时。超过了，算旷工。
我在的车间是两班倒，白班早八点到晚八点，夜班反着来。第一周上白班还算能适应，第二周换夜班，生物钟彻底被打乱。凌晨三点，眼皮像灌了铅，但手还得继续动。
质检员是我见过最孤独的工种
车间的质检员，每天守着放大镜看电路板的焊点。一个焊点一个焊点地看，每天看成千上万个。她告诉我，她干这行五年了，视力从1.5掉到了0.8。
“有没有想过换个工作？”我问她。
“没学历，能换什么？这里包吃住，一个月到手五千多，在老家算高了。”她说。
流水线上的恩怨很简单，也很残酷
在这里，人际关系很简单。工友之间很少聊过去，也很少聊将来。聊得最多的是几号发工资、这个月加班多不多、食堂今天的菜怎么样。
有一次因为手速太慢，积压了一堆产品，后面的工友帮我分担了一部分。下班后我请他吃了一瓶可乐，他说“不用，都是干活的。”第二天他手慢了，我也帮他分担了一些。这就是流水线上的友谊——互相拉一把，但谁也不会真的走进谁的生活。
也有人熬不住。我的上铺室友，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，干了一周就走了。“太闷了，像坐牢，赚再多的钱我也不想干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已经在收拾行李了。
离开之前，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
两个半月后，我提了离职。办手续很快——上交工牌、退回静电衣、签字确认工资。走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厂房。灯还亮着，传送带还在转，还有无数人在那里重复着我刚刚结束的生活。
这个夏天很短，短到我来不及记住每一个工友的脸。这个夏天也很长，长到我在流水线上站过的每一分钟，都像被拉成了慢镜头。
我不知道那些还留在厂里的工友，有没有在某个加班的深夜问过自己“我为什么要在这里”。但我知道，两个半月的时间，足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流水线上的青春，终究留不住人。
